略论丁日昌在台湾的吏治整顿,丁日昌台湾防务思想与实践之探析


时间:2007-3-10 10:48:37 来源:不详

丁日昌,是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倡导者、洋务军事工业开创者,同时又是近代中国台湾防务建设的主要奠基者。对于前者,史学界论述颇多,而对于后者,未见有专文论述。鉴于此,本文拟对丁日昌的台湾防务思想与实践作初步探析,旨在推动对近代中国台湾防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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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曾国藩的学生,留心时务,通达外情,是位洋务派人物,1875年任福建巡抚兼福州船政大臣。当时台湾仍是属福建省管辖的,设两个府—台湾府和台北府。任职期间,丁日昌于1875年冬和1876年冬两次到台巡视,经过调查和实地考察后提出开山“抚番”、训练军队、奖励移民,进一步建设台湾。为了建设台湾,丁日昌特别注意对台湾吏治进行整顿。

1874年5月发生的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引起朝内外重臣的极大震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是年11月5日上奏同治帝称:“日本兵踞台湾番社,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已而未见者也。”为此提出包括“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海军建设意见〔1〕。朝廷随即发出上谕,令沿江、沿海督抚将军就海防问题“详细筹议”〔2〕。

1883至1885年,法国发动了一场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分别在越南北圻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役又主要集中在台湾。因此,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如何坚持抗法保台、维护对台湾的主权,成为其对法军事斗争中的核心问题。本文拟对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抗法保台斗争的策略演变做一系统探讨。

特别注意对台湾吏治进行整顿,并不是丁日昌随意想起来的,也不是为讨好群众而装装门面,乃是针对当时台湾吏治腐败不堪的局面而提出来的。

在中国海防危机日益严重之际,一向关注中国海防建设的丁日昌将其在江苏巡抚任内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请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陈奏”。此章程于1874年11月19日上奏朝廷。朝廷对丁日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极为重视,立即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六条”转发南北洋通商大臣、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限一个月内与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一并妥议复奏”。丁日昌在“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中提出的水师之添购兵轮船,炮台之改式修筑,陆兵与水师并练,沿海择廉干之员,三洋应联一气,机器分处精设等主张〔3〕,开拓了将军督抚们筹议海防的思路,亦影响了朝廷对海防建设的最后决策。最后朝廷于1875年5月30日发出上谕:“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4〕

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是否能始终坚持抗法保台斗争,首先取决于清政府在整个国防战略中对台湾地位的认识。因此,在本文之始,有必要先探讨一下中法战争前清政府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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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筹议结束不久,朝廷即于同年12月11日任命丁日昌为福建巡抚。1878年5月,丁日昌重病请求朝廷免其闽抚职。1879年5月12日,清廷又以南洋地面辽阔,洋人来华首当其冲,赏丁日昌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5〕。自丁日昌任福建巡抚起,他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台湾防务的主张,历尽艰辛,踏上台湾岛实地考察,呕心沥血精心筹划台湾防务建设,为台湾防务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874年5月,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发生,朝野为之震惊,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台湾的战略地位和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性。当时被派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的沈葆桢于是年上《请移驻巡抚折》中明确指出:“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1〕1877年1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在

首先,丁日昌充分认识到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的野心,指出:日本欲亡我必先占台湾:我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首先加强台湾防务建设。这是丁日昌台湾防务思想的首要内容,也是他积极筹划台湾防务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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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月29日,丁日昌在奏陈台湾防务折中首先尖锐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分析了日本欲亡我台湾的必然性以及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三岛,皆系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利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弱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后,今乃雄踞东方,眈眈虎视。前年窥台南,上年逼琉球不令进贡,今又胁高丽使与通商。彼其志岂须臾忘台湾哉?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喝。”他强调:“台防有磐石之安,即沿海无风鹤之恐,台民幸甚!大向幸甚!”〔6〕

丁日昌对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战略地位的认识,深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赞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在同年4月7日上奏“会议沈葆桢、李鸿章、丁日昌台防折”中说:“台湾孤悬海外,其地与日本国与日斯巴尼亚所属之小吕宋鼎足而立,其洋面毗连闽、粤、浙三界之中,为泰西各国船只所必经之地,以形势而论为南洋之尾闾,即可作北洋之捍蔽。是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7〕毋庸置疑,丁日昌对台湾防务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是有战略眼光的,这种认识立即被朝廷所认同,这对推动台湾防务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决定性意义。

丁日昌鉴于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性,请求朝廷“特简熟悉工程大员驻台督理,俾靖浮言而收实效”〔8〕。对于丁日昌的这一请求,沈葆桢、李鸿章“均以为专派重臣不如重臣不责成该抚一手经理,并称丁日昌遇事认真不避嫌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丁日昌勇于任事,不避艰辛,早邀圣明洞鉴。台湾一切事件,自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非但责成攸属,亦觉呼应较灵。所请专派知兵重臣熟悉工程大员之处,应毋庸议。”〔9〕

金沙澳门官网,其次,主张依托南北洋海军力量或练成闽台水师一军,以对台湾实行有效的海上防卫;依靠大陆的经济力量,建设台湾防务。这是丁日昌台湾防务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筹划台湾防务之初,丁日昌曾主张购买铁甲舰以加强台湾防务。1877年6月14日,丁日昌在一奏折中指出:“铁甲舰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请求朝廷同意将台湾“轮路经费变通购买铁甲舰”,“拟购中铁甲船数号、三十八吨炮铁甲蚊船十余号,南北洋大臣遇有事时,亦可一律调度差遣,庶儿南北洋与台防连为一气,上拱畿辅,下卫台澎。”〔10〕对此,光绪帝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7月25日,总理衙门奕等上奏朝廷,原则上同意丁日昌所请,同时提醒丁日昌:“铁甲船来华后管驾之员、驾驶之兵弁如何预为储备,与每年养此铁甲船之经费若干及船有损坏如何修理之处,均须先事统筹。”〔11〕8月28日,丁日昌上奏朝廷,放弃台防建设中购买铁甲舰的主张,他说:“议办铁甲船固是急务,而总理衙门举此三层,尤题中第一要义,为臣愚见所不及。……将来铁甲船一项,可否仰乞天恩仍归南北洋大臣督办,庶与总理衙门光绪元年四月间奏案相符。臣仍当查照总理衙门原奏,详细咨商南北洋大臣,随时帮同参议。”〔12〕丁日昌放弃台防建设中单独购买铁甲船主张后,指导思想上恢复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所倡导的主张:“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使直隶至粤东五千余里洋面,沿海要害,互有关涉,宜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13〕。这一主张实为依托当时正在筹办的南北洋海军,对台湾实施海上防卫。

1879年5月,朝廷令丁日昌会办南洋海防。而此时的丁日昌因在台湾受瘴过重,“患双足瘘痹,不惟不能举步,而且不能下床”〔14〕,他力辞会办南洋海防之职。尽管如此,他又向朝廷呈上《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内中,丁日昌指出:“寇之窥我日深一日,若不速图练兵、购器自强之法,诚恐变生仓猝,措办不及”,他建议迅速练成闽台水师一军。他说:“臣在闽时,闻李成谋在厦门整顿水师,极为得力,操守亦甚可靠。现在海防急于江防,闽省尤急于苏省。可否饬知沈葆桢,察酌情形,将李成谋调在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庶可以备不虞。”〔15〕在当时南、北洋海军尚未编练成军之际,为确保台湾安全,丁日昌提出这一主张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一主张,寓有后来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提出的“台闽联防”之意。丁日昌这一主张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同年7月6日,朝廷命李成谋即赴闽台一带总统水师,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归南洋大臣节制〔16〕。

台湾防务建设,需要大量的经费,光靠福建一省财政是无法成就的。丁日昌明确指出:“台湾一岛孤悬海外,联络东南,不独形势为南北洋之尾闾,即呼吸动静之间亦听命于南北洋而非闽省独力所能办理。”〔17〕这一主张表明了丁日昌办台防的指导思想是:台湾防务建设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台湾防务建设经费的专项拨款。

众所周知,在1875年7月,奕奏准从有关海关关税,有关省份厘金中总共抽400万两银作为海防经费,并决定分解李鸿章、沈葆桢总收应用。然而,直至1876年7月,各省仅解60万两。沈葆桢知各省空虚,咨令全解北洋〔18〕。这样,南洋海防经费无论在规定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无法着落。出任福建巡抚后的丁日昌,为筹划台湾防务,于1877年上奏朝廷,“请于江海关借拨银二十万,当俟下半年筹银十万解台接济,其余各海关请饬下各监督酌量情形力筹共济。”〔19〕总理衙门对丁日昌所请,表示:“自本年七月为始,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之四成洋税,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以一半解部库还部拨西征饷银,以半分之半批解北洋大臣李鸿章兑收,划出半分之半批解福建巡抚丁日昌兑收。其每年酌提江苏、浙江厘金银各四十万两,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厘金银各三十万两,亦自本年七月为始,以一半批解北洋大臣李鸿章兑收,以一半批解福建巡抚丁日昌兑收。”〔20〕对于总理衙门的意见,不久朝廷发生“依议”上谕。

应该承认,朝廷作上述拨款台防决策是丁日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反映朝廷“视台防极关重大”。然而,各海关、各省解款廖廖无几,其结果,正如李鸿章所说的是“望梅止渴”。为此,丁日昌在1879年5月力辞会办南洋海防之职。当然,力辞会办一职固然有身体方面因素,但客观原因在于他深感“无一亲信可靠之人在臣左右”,“以南洋四省而论,既一人之耳目难周,又主宾之权分不敌,临事呼应必不能灵,徒使本省多一推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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