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话剧新都首演,吴冠中只是一个文艺青年

那一天是腊月十五(公元1943年1月21日),他是伪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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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吴冠中鲁迅故居成交价:HKD4,840,000

可惜的是(当然,这只是对于我的“目的”而言),吴老虽从小偏好文艺——他赴延安的直接动机就是入“鲁艺”,投身抗战文学——但一辈子从事的却是理论工作。他的关注点在于“政治沧桑”,对于个人生命过程中的所遇所感、痛苦忧乐、艰辛顿挫,已具删繁就简的眼界和沧海浮云的达观。聊天中虽屡次说起北上途中的惊险万状、困苦曲折,但他的文字却只留下了一条浙江诸暨—金华—武汉—宜昌—重庆—成都—西安—咸阳—陕北的粗略线条。赵先生则一生保留了文艺气质,他不仅保存了南下途中的诗文日记,而且对往事有鲜活的记忆。《南行记》不仅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国难年代的个人记录,它“或许也能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时代中的共同心路历程。不能否认,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故将赵先生的南行途程略作串联札记,从一个后辈的视角重新展现那一段特殊的生命历程。

陈子善在相关说明中叙述了两份资料的来龙去脉:1976年10月以后,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着作注释组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释组成员分工南下北上,拜访许多文坛前辈。汤逸中赴成都,面见艾芜。“1978年5月,汤老师把访问艾芜记录整理的复写件寄给艾芜之后,艾芜作了仔细的修改补充。”艾芜将修改件寄回后,1978年7月17日,又给汤逸中写了一封信,再次补充了一些内容,并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部刊物”拟刊登这份谈话整理的相关事宜,“这是艾芜的一通佚简。”

图片 3吴冠中讲课情景

最近得暇,终于重读了这两本书。一本是吴江先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内有一节“延安行”。另一本是赵宝煦教授的《途程——抱虚斋诗文稿》(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内有一篇《南行记》。这两位老先生我都不陌生。吴先生是乡前辈,他是着名的理论家,在文革后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晚年仍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重新认识”的命题。吴先生笔耕不缀,从1990年以72高龄离休之后到目前为止,出版着作15部,差不多年均一部,最近一部的出版日期是2007年12月。赵先生是我丈夫的博士导师,他是中国着名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我所认识的赵先生,一头白发,满面红光,神态慈蔼,风度翩翩,不仅是一位着名学者,而且是造诣很高修养很深的画家和诗人,最符合我们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两位老先生彼此也相知颇深,1980年代后期曾同时担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职务。他们在青年时代遭逢战争炮火,分别从浙江北上延安和从北平南下昆明,有过极不平常的流亡经历,并都形诸文字,让我油然生出“比较”的念头。

一 艾芜与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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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儿子虽然不能预测前途,却知道这不是一次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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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场听他一回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同名话剧新都首演,吴冠中只是一个文艺青年。!”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如今吴先生一去,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这样地不留情面,给人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是热烈而刻苦的。老同学孙景波70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70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四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令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

同名话剧新都首演,吴冠中只是一个文艺青年。同名话剧新都首演,吴冠中只是一个文艺青年。1904年6月20日,艾芜出生在清流镇,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故乡”是艾芜作品中重要的主题,他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和大半个中国,一生未改的是那浓重的乡音。1921年,19岁的艾芜步行80余里,来到成都求学。4年后,他从成都九眼桥出发,一路徒步向南,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极具特色的一系列南行文学作品。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1960年代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厕风不被宣传的。“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往,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往,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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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燕,对“流浪小说”进行了详细的解析。“艾芜写的都是下层人民非常实际的生活,他从那个角度来看世界、看生活、看人生、看人的本性。”为了纪念南行大师艾芜的“流浪”,为了体现他文字里更普遍、更广阔的对生命的悲悯。

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20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30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40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同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90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不知哪位年龄更大。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宝煦生于1922年底,1943年初“离家出走”南行时,刚满20岁。

6月11日,“纪念艾芜诞辰115周年暨‘艾芜与文化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都开幕。来自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研究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学者、专家与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韩国东亚大学、四川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70余所高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对艾芜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以及他行走开拓的“南丝路文学”等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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